彭振宣,台灣,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
本次講座希望簡單的介紹,兩種在歐洲與中國之間不同的戰略思想。並且試圖解釋為何我們需要重新評價中國古代戰略思想的價值。
在余蓮(François Jullien)的《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A Treatise on Efficacy –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一書中,區分了歐洲與中國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其中一種是歐洲的「建立一種理想的形式,再以行動將其實現」的傳統。另一種則是中國的傳統:找出「形」 (xing) 與「勢」 (shi’)所描繪出來的情境,再讓我們承載其上來完成目標。
從西方戰史的例證,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傳統最後形成了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中的軍事理論。克勞塞維茲嘗試建構一種戰爭的理想形式。然而一戰與二戰的歷史卻告訴我們這樣的努力只是徒勞,執著於理想的戰爭形式,反而造成了人力物力的龐大損失。而李德哈特試圖在兩次大戰後修正克勞塞維茲的錯誤,尋找戰爭新的理想形式。但執著於理想形式的框架,卻讓李德哈特的理論產生混亂。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暫時放下歐洲的傳統,透過中國的戰略思想,來開啟我們另一個不同的視野。
本次講座希望簡單的介紹,兩種在歐洲與中國之間不同的戰略思想。並且試圖解釋為何我們需要重新評價中國古代戰略思想的價值。
在余蓮(François Jullien)的《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A Treatise on Efficacy –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一書中,區分了歐洲與中國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其中一種是歐洲的「建立一種理想的形式,再以行動將其實現」的傳統。另一種則是中國的傳統:找出「形」 (xing) 與「勢」 (shi’)所描繪出來的情境,再讓我們承載其上來完成目標。
從西方戰史的例證,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傳統最後形成了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中的軍事理論。克勞塞維茲嘗試建構一種戰爭的理想形式。然而一戰與二戰的歷史卻告訴我們這樣的努力只是徒勞,執著於理想的戰爭形式,反而造成了人力物力的龐大損失。而李德哈特試圖在兩次大戰後修正克勞塞維茲的錯誤,尋找戰爭新的理想形式。但執著於理想形式的框架,卻讓李德哈特的理論產生混亂。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暫時放下歐洲的傳統,透過中國的戰略思想,來開啟我們另一個不同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