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風暴:古典晚期基督教義中的人文價值
[Jonathan Rée 2016-05-22 9:00]
身為人文主義者、世俗論者及無神論者的我們,常認為宗教思想史並沒有研究價值。直覺認為那些信徒都會接受死後世界、神存在,以及企求神的賞罰。我們假設這些不成熟的想法會代代相傳,不會受到檢驗及改變,然後我們以為這個過程會持續三、四世紀之前,也就是啟蒙時代開始時,人類心智從沉睡中覺醒為止。
這個印象符合先驗哲學,但完全與歷史脫節。宗教信徒們常認為自己在維持古老的傳統,但他們日常的思考思考常是一團亂。時常發現新的問題及面對批評、反思及觀念上的革新。對我們而言,會以為過去的有神論者會去信支持整套信仰,但對他們來說,大部都需要改變、辯護和修正。信仰的過程中,和諧的音符少之又少,總需要持續調音。
信徒們就如任何人一樣容易會有門戶之見,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細微差別的自戀」。被視為世俗主義者先驅的啟蒙作家,艾德華‧吉本主張基督徒之間並沒有甚麼差異。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這本書在1770開始出版),吉本認為從歷史來看,基督教教義並沒有真正發生改變,就如他所看到的,一群困頓的猶太人為了維持自身「純潔及不受汙染」的煩惱,把耶穌激進的教導被奉為教條。這些教條隨後被羅馬的統治階級所採用,然後傳遍整個地中海,甚至深入歐洲最偏遠的角落,最終教條腐蝕了他們本來仰賴的政治權力結構。在反咬滋養他們的帝國之後,根據吉本的說法,自此基督教世界陷入漫長的黑暗時代。就吉本所見,基督徒從不質疑他們的信仰,並認為任何所謂的觀念修正為「用神學的顯微鏡都看不出差異」。
事實上信徒間的爭論要遠多於吉本及其追隨者所理解的,沒人能比英國史學家彼得布朗更能將這事解釋給現代讀者。大約50年前,布朗著寫了知名的聖奧古斯丁傳記(這位北非的主教在西元五世紀初以系統化的方式解釋基督教教義),其後在他稱之為「古典晚期」時的地中海及歐洲地區文化研究,不停的提出深刻、多樣且令人振奮的見解。幾乎所有的資料文獻都被他讀過了,其中包含了文本、銘文、壁畫,所涉及的語言種類比我們能叫出其名稱的還多,加上大量內容充實的書籍,他將其內容轉化成流暢的故事,並結合來自哲學、人類學、社會歷史等不同的見解。通過他的努力,早期基督徒的內心世界從一片愚蠢迷信的思想沙漠,轉化為有創造力的、理性思辨的綠洲。
在他最新的書《靈魂的贖金》中,有一項令人振奮的調查,是關於古典晚期人們面對死亡、服喪及死後世界的態度,以及這些態度與金錢、政策及社會正義間的關係。他提醒我們西元三世紀的基督徒仍是屬於叛亂的少數,他們受到布朗稱之為「反文化的宗教結社狂熱」所激勵,那是ㄧ種社群形式與這個率獸食人的世界相抗衡。他們也相信基督只要在大約幾週後、或幾個月後,最多幾年內就會回到世上,他將統治世界成為天堂,那些殉道者會在這天堂與其餘的基督徒一起慶祝他們擊敗了異教徒、罪與死亡。
兩個世紀後,基督徒們產生了迷茫,信徒必須去接受他們的救世主需要遠超乎他們所設想的時間來返回世上(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就了解他們的感受)。他們不再期待殉道者會如同打了個瞌睡般,從墓穴爬出來,也瞭解到腐朽的身體不可能再回復先前的功能,並開始懷疑那些等待復活的靈魂沒了身體該何去何從。
讓事情更複雜的是,教會陷入了在世俗成功所造成的問題,基督教作為維繫羅馬社會的一環,其信徒由數十萬的平凡人所組成,而這些人並非「至善」或「惡極」。基督徒開始認為已逝的靈魂在復活前的時間都在彌補自己的罪,他們還起草分層的賞罰制度,也就是依據不同等級和性質的罪,設計出的道德課稅系統。奧古斯丁嘗試挽回這股思潮,主張活人是不可能瞭解死後的世界,但他也贊同死後的世界是充滿著恐懼的,以及在世上的信徒應當盡所能為逝去的靈魂尋求救贖而努力。
由於難以確認死後靈魂實存於世,天堂開始被認為在天上而非地上,如同布朗指出:「天堂與世間的距離似乎更加遙遠。」奧古斯丁甚至要追隨他的基督徒,放棄在世上的身體與靈魂的連結,靈魂只是ㄧ個形上的存在,完全的與物質世界隔絕(新柏拉圖主義)。但這個理論比起聖經或福音書,更接近希臘異教哲學,也因此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接受這個觀念。他們無法瞭解、想像,缺少身體的靈魂如何還能有個體同一性,還能與它曾活過的世界有切實的聯結。
儘管奧古斯丁努力宣揚,基督徒仍堅持以非柏拉圖式的嗜好決定屍體的命運,希望屍體能被包覆在厚實的棺材中,在上頭記載名字以避免被混淆,葬在聖者遺體邊或至少在神聖的建築物與場所中。
不幸的是,這些葬禮的實踐明顯和耶穌的教導衝突:將神滿滿的眷顧給富裕的達官顯要,而不是那些溫順及窮苦的人。更糟的是,替死者祈求寬恕的標準作法(即重複向神禱告憐憫他們的靈魂),提供有錢人更多的機會去插隊:他們可以花錢替朋友或家人買禱告,或是捐錢給學院、天主教堂及宗教機構,條件是他們永遠為捐款人禱告。
奧古斯丁盡力去阻止這種財富至上的救贖方法,告訴那些有錢人,若是想要得救,必須給教會大量的金錢,且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提供救濟及為窮人靈魂禱告的基金。這是一個新穎且與眾不同的想法,布朗指出這對當時的「社會想像」產生深遠的變革。早期的基督教,像是猶太教,是個部落宗教,而他們的社會責任並沒有延伸到部落之外。同樣的希臘及羅馬文明的基礎是,對獨立城邦的忠誠,市民的慷慨,例如作為贈禮的公共建築物、圓形競技場、運動會及賽跑,都不是專為援助窮人打算的,而是用來增添城市的輝煌,當然捐贈者也是這樣相信。然而新的基督教條,在死亡與慈善的部分,開始了一項轉變,從布朗稱為封閉的道德觀,邁向開放的世界,這個改變隱晦的挑戰了耶路撒冷及羅馬的社會氛圍。自那時開始,我們期盼有錢人不再將錢花在自己身上或是他們的城市,而是用在那一大群不曾蒙面的窮人身上。有些導師主張人應該捐出所有財富,但奥古斯丁建議富人保留他們的財產,才能持續的給予窮人幫助。不論是哪種方式,他們都能確定這是份可靠的投資,透過資助這世上需要的人而不是特定人或團體,他們正在建立「天堂的寶庫」。
與我們多數人認知的相反,羅馬帝國的衰亡並沒有讓歐洲任由目無章法的群落宰割︰如布朗指出,很多羅馬的行政結構被保留下來,逐漸被新的菁英接管;而基督教也存留下來作為主導的角色,不斷教化富人對窮人的社會責任。或許以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個教義偏向教會的經濟利益;但它同時確立了一個觀點,我們不只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有責任,而是整個社會。這命題已經被認為是現代人文主義的基本原則,然而它發源於古典時代晚期、動盪不安的基督教世界。
原文連結:https://newhumanist.org.uk/articles/4992/faith-in-uncertainty-what-early-christians-believed-about-the-afterlife
身為人文主義者、世俗論者及無神論者的我們,常認為宗教思想史並沒有研究價值。直覺認為那些信徒都會接受死後世界、神存在,以及企求神的賞罰。我們假設這些不成熟的想法會代代相傳,不會受到檢驗及改變,然後我們以為這個過程會持續三、四世紀之前,也就是啟蒙時代開始時,人類心智從沉睡中覺醒為止。
這個印象符合先驗哲學,但完全與歷史脫節。宗教信徒們常認為自己在維持古老的傳統,但他們日常的思考思考常是一團亂。時常發現新的問題及面對批評、反思及觀念上的革新。對我們而言,會以為過去的有神論者會去信支持整套信仰,但對他們來說,大部都需要改變、辯護和修正。信仰的過程中,和諧的音符少之又少,總需要持續調音。
信徒們就如任何人一樣容易會有門戶之見,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細微差別的自戀」。被視為世俗主義者先驅的啟蒙作家,艾德華‧吉本主張基督徒之間並沒有甚麼差異。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這本書在1770開始出版),吉本認為從歷史來看,基督教教義並沒有真正發生改變,就如他所看到的,一群困頓的猶太人為了維持自身「純潔及不受汙染」的煩惱,把耶穌激進的教導被奉為教條。這些教條隨後被羅馬的統治階級所採用,然後傳遍整個地中海,甚至深入歐洲最偏遠的角落,最終教條腐蝕了他們本來仰賴的政治權力結構。在反咬滋養他們的帝國之後,根據吉本的說法,自此基督教世界陷入漫長的黑暗時代。就吉本所見,基督徒從不質疑他們的信仰,並認為任何所謂的觀念修正為「用神學的顯微鏡都看不出差異」。
事實上信徒間的爭論要遠多於吉本及其追隨者所理解的,沒人能比英國史學家彼得布朗更能將這事解釋給現代讀者。大約50年前,布朗著寫了知名的聖奧古斯丁傳記(這位北非的主教在西元五世紀初以系統化的方式解釋基督教教義),其後在他稱之為「古典晚期」時的地中海及歐洲地區文化研究,不停的提出深刻、多樣且令人振奮的見解。幾乎所有的資料文獻都被他讀過了,其中包含了文本、銘文、壁畫,所涉及的語言種類比我們能叫出其名稱的還多,加上大量內容充實的書籍,他將其內容轉化成流暢的故事,並結合來自哲學、人類學、社會歷史等不同的見解。通過他的努力,早期基督徒的內心世界從一片愚蠢迷信的思想沙漠,轉化為有創造力的、理性思辨的綠洲。
在他最新的書《靈魂的贖金》中,有一項令人振奮的調查,是關於古典晚期人們面對死亡、服喪及死後世界的態度,以及這些態度與金錢、政策及社會正義間的關係。他提醒我們西元三世紀的基督徒仍是屬於叛亂的少數,他們受到布朗稱之為「反文化的宗教結社狂熱」所激勵,那是ㄧ種社群形式與這個率獸食人的世界相抗衡。他們也相信基督只要在大約幾週後、或幾個月後,最多幾年內就會回到世上,他將統治世界成為天堂,那些殉道者會在這天堂與其餘的基督徒一起慶祝他們擊敗了異教徒、罪與死亡。
兩個世紀後,基督徒們產生了迷茫,信徒必須去接受他們的救世主需要遠超乎他們所設想的時間來返回世上(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就了解他們的感受)。他們不再期待殉道者會如同打了個瞌睡般,從墓穴爬出來,也瞭解到腐朽的身體不可能再回復先前的功能,並開始懷疑那些等待復活的靈魂沒了身體該何去何從。
讓事情更複雜的是,教會陷入了在世俗成功所造成的問題,基督教作為維繫羅馬社會的一環,其信徒由數十萬的平凡人所組成,而這些人並非「至善」或「惡極」。基督徒開始認為已逝的靈魂在復活前的時間都在彌補自己的罪,他們還起草分層的賞罰制度,也就是依據不同等級和性質的罪,設計出的道德課稅系統。奧古斯丁嘗試挽回這股思潮,主張活人是不可能瞭解死後的世界,但他也贊同死後的世界是充滿著恐懼的,以及在世上的信徒應當盡所能為逝去的靈魂尋求救贖而努力。
由於難以確認死後靈魂實存於世,天堂開始被認為在天上而非地上,如同布朗指出:「天堂與世間的距離似乎更加遙遠。」奧古斯丁甚至要追隨他的基督徒,放棄在世上的身體與靈魂的連結,靈魂只是ㄧ個形上的存在,完全的與物質世界隔絕(新柏拉圖主義)。但這個理論比起聖經或福音書,更接近希臘異教哲學,也因此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接受這個觀念。他們無法瞭解、想像,缺少身體的靈魂如何還能有個體同一性,還能與它曾活過的世界有切實的聯結。
儘管奧古斯丁努力宣揚,基督徒仍堅持以非柏拉圖式的嗜好決定屍體的命運,希望屍體能被包覆在厚實的棺材中,在上頭記載名字以避免被混淆,葬在聖者遺體邊或至少在神聖的建築物與場所中。
不幸的是,這些葬禮的實踐明顯和耶穌的教導衝突:將神滿滿的眷顧給富裕的達官顯要,而不是那些溫順及窮苦的人。更糟的是,替死者祈求寬恕的標準作法(即重複向神禱告憐憫他們的靈魂),提供有錢人更多的機會去插隊:他們可以花錢替朋友或家人買禱告,或是捐錢給學院、天主教堂及宗教機構,條件是他們永遠為捐款人禱告。
奧古斯丁盡力去阻止這種財富至上的救贖方法,告訴那些有錢人,若是想要得救,必須給教會大量的金錢,且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提供救濟及為窮人靈魂禱告的基金。這是一個新穎且與眾不同的想法,布朗指出這對當時的「社會想像」產生深遠的變革。早期的基督教,像是猶太教,是個部落宗教,而他們的社會責任並沒有延伸到部落之外。同樣的希臘及羅馬文明的基礎是,對獨立城邦的忠誠,市民的慷慨,例如作為贈禮的公共建築物、圓形競技場、運動會及賽跑,都不是專為援助窮人打算的,而是用來增添城市的輝煌,當然捐贈者也是這樣相信。然而新的基督教條,在死亡與慈善的部分,開始了一項轉變,從布朗稱為封閉的道德觀,邁向開放的世界,這個改變隱晦的挑戰了耶路撒冷及羅馬的社會氛圍。自那時開始,我們期盼有錢人不再將錢花在自己身上或是他們的城市,而是用在那一大群不曾蒙面的窮人身上。有些導師主張人應該捐出所有財富,但奥古斯丁建議富人保留他們的財產,才能持續的給予窮人幫助。不論是哪種方式,他們都能確定這是份可靠的投資,透過資助這世上需要的人而不是特定人或團體,他們正在建立「天堂的寶庫」。
與我們多數人認知的相反,羅馬帝國的衰亡並沒有讓歐洲任由目無章法的群落宰割︰如布朗指出,很多羅馬的行政結構被保留下來,逐漸被新的菁英接管;而基督教也存留下來作為主導的角色,不斷教化富人對窮人的社會責任。或許以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個教義偏向教會的經濟利益;但它同時確立了一個觀點,我們不只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有責任,而是整個社會。這命題已經被認為是現代人文主義的基本原則,然而它發源於古典時代晚期、動盪不安的基督教世界。
原文連結:https://newhumanist.org.uk/articles/4992/faith-in-uncertainty-what-early-christians-believed-about-the-afterlife